1． 對當前翻譯理論的評價
1.1 宏觀譯論的貢獻
在過去三十多年，語言學、語用學、認知語言學、對比文學、文化學等領域的研究成果被運用于翻譯研究，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新譯論拓展了我們的視野，而且對翻譯現象具有一定的解釋力。例如，描寫翻譯學，創造性叛逆理論等都有助于我們從更深層次理解林紓、龐德譯文不忠實的歷史文化原因。又如Venuti[1]的文化帝國主義理論使我們能跳出語言層次的直、意譯，從文化的角度來審視異化與歸化�？梢哉f不少新譯論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望遠鏡與北極星的宏觀引導作用。但我們也應清醒地認識到各種新譯論所起的作用仍十分有限，如過分渲染，不但經不起實踐的檢驗，也經不起后人的評價，有必要認真探討目前存在的問題和今后的發展方向。
1.2 當前宏觀譯論存在的主要問題
1.2.1 各種不同譯論可用于解釋同一現象
王東風[2]以其敏銳的目光率先指出：對于譯家有意無意背叛原文這一現象，描寫理論、多元系統論、規范論、操縱論、改寫論、后殖民理論、目的論等不同理論均可予以解釋，盡管分析角度各有不同。筆者認為這一觀點也能從反面說明當前理論存在的問題。
例1 He made you for a highway to my bed; But I, a maid, die maiden-widowed.譯1：他要借著你[軟梯]做牽引相思的橋梁，可是我卻要做一個獨守空閨的怨女而死去。（朱生豪）
譯2：他本要借你去做捷徑，登上我的床；
可憐我這處女，活守寡，到死是處女。（方平）
方平（[3：序]）認為，朱譯體現了“創造性叛逆”（creative treason），在中國男女幽會中，“羞羞答答的大家閨秀，只宜半推半就，哪能無所忌諱地說出‘登上我的床'呢，于國情不合�！� “前輩翻譯家悄悄地把‘床'改為得體得多的‘相思'。在‘有意識的叛逆'后面，性忌諱、性壓抑的民族心理積淀，無意識地充分流露出來了”。如果我們不依托譯介學（medio-trans latology），使用其他理論也可解釋以上翻譯現象。例如，我們可說，根據描寫翻譯學（descriptive translation）的原理，譯者不忠實于原文的原因是為了符合目的語的規范，以求目的語文化的可接受性；我們也可以說，譯者有權操縱（manipulate）原文，有權改寫（rewrite）。由于譯文具有一定的社會目的，譯文變形符合Vermeer[4]的目的論（skopos theory）。換言之，譯文是傾向于目的語文化的（target culture oriented）。我們似乎也能從Lefevere 的贊助人、詩學、意識形態（patronage, poetics and ideology）三因素來推斷朱生豪為何如此譯：可能是為了滿足出版商的要求，也可能想用中國古典式的含蓄美來提高譯文的詩學價值，也可能是社會主流意識難以接受過于直率的譯文。如果我們對原文進行文化解構（deconstruct），讓原文作者隱形（invisibility），讓譯者顯身（visibility），就不難理解朱生豪的良苦用心了。畢竟， 譯者可以體現其主體性（subjectivity）。解釋學或闡釋學（hermeneutics）
也完全可以大顯身手來解讀朱生豪的生花妙筆：盡管過去的中國貧窮落后，朱生豪仍將源遠流長的中華文化視為中心文化，從而對英文原作進行了歷史性的、文化性的誤讀（misreading）。我們還可說朱生豪排斥了阻抗式譯法（resistant translation），將西方文化歸化（domesticate）成了中華文化�；蛟S食人主義（cannibalism）同樣具有解釋力：翻譯的過程就是譯者吞食原文、創造新作的過程。如果西方理論具有一定解釋力，那么中國理論也未必落后。許淵沖先生的“優勢競賽論”也可用于分析說明以上翻譯現象：譯者可發揮漢語的優勢，與原文展開競賽，超越原文。如果多種理論都可用來解釋同一翻譯現象，讀者可能會感到困惑，究竟哪種理論是真正具有特色不可或缺的呢？如果不能回答這一問題就意味著當前的譯論仍處于群雄割據的初級階段，至少尚須進一步深入探討各種理論的不同啟動機制，尚須對各種理論解釋力的強弱進行比較。
1.2.2 在理論的應用與解釋上存在很大爭議
根據上節分析，歸化式的朱譯是有其道理的。但人們也可說其沒有道理。孫致禮[5]從歸化、異化角度也對譯例1 進行了剖析，并得出了相反的結果，認為朱譯不妥：“原文所表達的本是熱戀中的西歐少女渴望與已秘密舉行過婚禮的情人，在肉體上也和諧地結為一體，以完成靈與肉的愛，卻被朱譯改換成精神中的‘相思'，與原作的意境相距有多遠！”兩種譯論究竟何對何錯或何優何劣？林克難[6]說得十分干脆：描述翻譯理論“根本不關心直譯意譯”，“它十分寬容，只要你說得出理由，也不管這種理由以傳統的眼光看是多么的‘荒唐'，某個文本就可以被認為是翻譯”。事實上，讀者群中勢必有一些人推崇歸化譯文，另一些人偏愛異化譯文，因而兩種譯文都有生存的權力，都有其支持者。如果我們改用以語言學為基礎的翻譯理論來分析譯例1 ， 或許可將朱譯歸于交際型翻譯（communicative translation），將方譯歸于語義型翻譯（semantic translation），但同樣會產生部分人支持交際翻譯、部分人支持語義翻譯的尷尬局面，也即Newmark 理論的解釋力不夠強大，不夠精確�，F在許多人都認為Nida 的功能對等理論是傾向于歸化的。其實Nida 并未把話講死，如我們強調closest natural equivalence 中的natural 就是歸化；強調closest 就是異化；如倡導兩者結合就是張培基所說的“忠實”加“通順”，甚至可約等于嚴復的“信達雅”。人們可能會使用“讀者同等反應論”來支持語義和形式都與原文比較匹配的翻譯；但我也完全可使用此論來支持朱譯：西方人性開放，看到bed 等詞可能司空見慣，反應并不強烈；而朱譯的“相思”在中國的文人墨客中也不至于引起過多聯想，喚起過強反應，也即在譯文讀者中產生了類似的反應。
1.2.3 所有譯論都難以解釋絕大多數翻譯現象
翻譯中的絕大部分句子，如“這間屋里有很多人”，“明天我要上公園去”，“這桌子只有三條腿”等，似乎不需要什么翻譯理論，毋須引入歸化、異化等術語。而真的遇到文化氣息較重的成語，歸化、異化還不一定能解決問題。
例2. 巧婦難為無米之炊。
如譯成Even a clever housewife can't cook a mealwithout rice，人們勢必認為這是異化譯法。如譯成One can't make brick without straw屬何譯法？當然應定為歸化譯法。如再出現Even a clever housewife can't make bread without flour 又算是什么譯法呢？如也歸屬于歸化譯法，也即同一歸化法可生成出多種不同的譯文，則說明歸化理論不夠細化，缺乏精確性和應用性。如說這第三種譯文界于歸化與異化之間，也即增添了一個分析層次，那就說明當前的歸化、異化理論不夠全面，缺乏強大的解釋力�！吨袊g》在2002、2003 年發表了多篇論文，專題討論歸化、異化，應該說代表了中國理論界的最新研究成果，但也很難用以解釋以上翻譯現象。事實上， 當前不少譯論仍停留在簡單二項對立（dichotomy）的水平上，難以對復雜的翻譯問題進行更為深入細致的討論。
1.2.4 過多的重復研究
四年前，王東風[7]宣告了嚴復的“信達雅”
“在中國譯學界長達一百年的影響的結束”，再次吹響了純理論研究的進軍號，打破了90 年代的“沉寂期”。同年謝天振出版了《譯介學》一書。近四年來確實涌現了大量著述，介紹、研究、運用西方譯學的體系和術語，但似乎實質性進展不大。近四年發表論文的內容在王、謝的論著中基本上都可見到蹤跡，如多元系統、三大因素、阻抗式翻譯、規范論、歷史描寫主義、文化帝國主義、目的論、闡釋學、創造性叛逆，翻譯主體意識等。所舉的實例也很有限，因而難免出現過多重復。例如，以《迦因小傳》中未婚先孕為例的闡述我已見到至少三次（謝天振[3]；楊柳[8]；王東風[9]。有關牛奶路、東風與西風，英國夏日，“怡紅院”的歸化異化譯法，《飄》的人名、地名中國化的討論也見過很多次了。郭建中[10]以“天有不測風云”、“癩蛤蟆想天鵝肉吃”、“才子佳人”、“風月筆墨”、“芴滿床”、“情人眼里出西施”等的楊憲益譯文Hawkes譯文的對照來闡述歸化與異化。許建平等[11]照搬了這六個例子，劉艷麗等[12]又緊接著引用了“才子佳人”、“風月”這兩例。
過多的重復使人擔心“文化轉向”的理論研究是否已失去了推陳出新的勢頭，是否已過了鼎盛時期，其輝煌時期的跨度是否會超過Nida 的功能對等理論？
2. 翻譯理論的地位及發展
盡管當前的主流譯論有各種重大缺陷，它們仍然堪稱譯界的寶貴精神財富。與統治了中國譯界一個世紀的“信達雅”相比，近三十多年的語言學譯論與文化文學譯論毫不遜色，至少拓展了我們的視野，引導我們從語言學、認知、文化、歷史、讀者視角、目的語文化諸方面進行多維思考�；仡櫲祟悗浊隁v史，或許最近幾十年是翻譯理論最為輝煌的時期。譯界有責任、有理由關心、愛護、研究新譯論，促進其進一步發展。但為了確保其在健康軌道上發展，批評建議必不可少，有些基本問題尚須進一步澄清。
2.1 翻譯理論與實踐中的三層關系
目前譯界十分關注理論與實踐的關系，但人們通常僅在討論宏觀理論與翻譯實踐的關系，微觀翻譯技巧明顯受到冷落，其地位也不甚明確。如直截了當地問翻譯技巧是理論還是實踐，多數人會回答說是理論，是應用理論，但不少人在潛意識中將技巧歸于實踐范疇，并不時在言辭中流露出這種分類。王大偉[13]發現，在《上海科技翻譯》2003年第1 期有關理論實踐關系的討論中，郭建中、王宏印等專家都有將翻譯技巧與翻譯實踐合二為一的傾向，如“翻譯技巧須上升為理論”， 把翻譯實踐和翻譯技巧都歸屬于“實踐層面”等。這種混淆的一個結果就是不少學者偏重研究純理論與翻譯實踐的關系，而對至關重要的翻譯技巧研究較少，因而也就談不上宏觀理論與微觀技巧相結合的研究。鑒于當前譯界的實際情況，筆者認為有必要擯棄翻譯理論實踐兩分法，明確區分出宏觀理論、微觀技巧、語言實踐能這三層關系。這三者似乎構成了一個金字塔關系：宏觀理論代表最高水平，能起宏觀指導作用，但作用較小；處于中層的微觀技巧涉及面較廣，能解釋較多的具體現象；語言實踐能力處于最低水平，但卻是翻譯中最根本、最重要的因素。
現以筆者自己為例來說明語言能力的重要性。筆者雖已研究過各種理論，包括許淵沖的“優勢競賽論”、“三美論”、“超導論”等，但仍不能像許那樣譯唐詩宋詞，因為自己語言功底不行。再以前面譯例2 中的Even a clever housewife 為例，可將其改成Even the cleverest housewife，這不是歸化、異化層面的分析可解決的問題，而是語言問題。
甚至一流異化理論專家也可能在批評別人錯譯時強調“如果不具備一定的實踐水平，那他的理論研究只能是盲人騎瞎馬”。[14]例3. Elton was the very person fixed by Emma for driving the young man out of Harriet's head. She thought it would be an excellent match; and only too palpably desirable, natural, and probable for her to have much merit in planning. 愛瑪認定，哈麗特只有看上別的人，才會忘記馬丁先生，而最合適的人就是埃爾頓先生。她覺得這兩人是難得的一對，一定合天意，順天理，她從中撮合必然成功。（張經浩譯：《愛瑪》）
該異化專家認為，“這句譯文中包含著一個嚴重的缺陷：譯者由于忽視了后半句too … t o …這個結構，又誤解了merit 的意義，因而把本該理解為‘她覺得這兩人十分般配，只是顯然太稱心如意，太合乎常情，太容易撮合了，她策劃好了也未必有多大功勞'的一句話，”草率地處理成了上譯。
該異化專家認為別人對英語的理解是錯誤的，其實他自己的理解是錯的�！皌oo…to …”是否定意義的結構，但“only too … t o …”是肯定意義的結構， 如I'm only too glad to accept your invitation。筆者咨詢了一位加拿大籍教師，他也認為例3 是積極的意義。這位異化專家所犯的錯誤不是歷史文化誤讀，而是語言誤讀。
如果英語功底不行，有時翻譯一句很簡單的漢語也會遇到各種困難。如何將“李白詩二首英譯”
�。ā吨袊g》2003 (4)） 七個字譯成英文？試看以下幾種譯文：①English Translation of Li Bai: Two Poems （p.94）. ②English Translation of Two Poems by Li Bai (Li Bai's Two Poems/Two Li Bai Poems).③ On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Li Bai's Two Poems. ④ English Translations (An English Translation) of Li Bai's Two Poems. ⑤ Two Li Bai's Poems Translated into English。譯文①的意思似乎是李白用英文譯了兩首漢詩，錯。譯文②中的Translation 是抽象名詞，通常不指具體的譯作，可能是指對翻譯的研究，因此可能與譯文③相似。譯文③中如使用 the，則顯得十分高傲，似乎只有我才能對李白詩歌英譯進行全面研究。譯文④、⑤均為正確英文。目前尚無翻譯理論能夠指導我們如何避免錯誤譯文，給出正確譯文，我們最需要的無疑是語言基本功。
語言功底在翻譯中確實至關重要，但它不是翻譯研究的主要對象，翻譯理論工作者的主要研究范疇是宏觀理論與微觀技巧。其中后者比前者涉及面更廣，更具應用價值。目前的各種宏觀譯論只能起到宏觀啟示作用，而且不同的人還可能有不同的理解與解釋。而翻譯技巧有時能提示出比較剛性的客觀規律[15]。還有不少翻譯技巧雖然不能像數學公式那樣指導實踐，但仍有較強的啟示、示范功能。
例如學過漢語范疇詞省略技巧的學生往往能舉一反三。學過將“蒸發現象”、“緊張局勢”、“自滿情緒”簡單譯為evaporation, tension, arrogance 后，學生很可能會在無人指導的情況下將“準備工作”、“ 現代化建設” 簡單譯為preparations, modernization ， 而不必是preparatory work, modernization construction。
總之，翻譯理論對實踐有一定的指導、解釋、啟示作用，但作用小于語言實踐能力。在翻譯理論內部，當前受到冷落的翻譯技巧能起到較大的作用。目前譯界的研究往往跳過了中間層次的微觀技巧，從而造成了（宏觀）理論與實踐的脫節。
3. 翻譯理論進一步發展的展望
根據以上金字塔的三層關系，我們可以比較清晰地理解當前譯界的主要爭論。當實踐派否定翻譯理論時，因其強調了基礎最雄厚的底層——語言實踐能力，因而有其道理。他們否定的往往是在頂層的、與之相距較遠的宏觀理論，較少攻擊處于中層的翻譯技巧。但是，雖然語言能力重要，卻不能代替翻譯理論，不能為豐富人類知識作出貢獻。此外，各種翻譯理論畢竟對翻譯活動有一定的指導與解釋功能，因此不應完全否定。
宏觀理論家或純理論家目前已基本放棄了第一道防線，承認對實踐無直接的指導功能，但正頑強地據守第二道防線：對翻譯實踐有宏觀的解釋和認知功能。其實這種將具體應用與宏觀解釋截然分開的論點未必可取。只要能夠描述、解釋，就意味著發現了若干特點或宏觀規律，因此也就能進行一定程度上的預測，從而能對研究對象加以控制、調節，也即在一定程度上發揮了指導、應用的功能。
當然這僅是宏觀上的指導或啟示，不是自然科學的精確制導。在以上例2 中，如果譯者受目的論的影響，便可能超越微觀技巧層面，從譯文讀者、譯語文化可接受性的角度來審視技巧的選擇，從而影響譯文的效果。但由于宏觀理論與實踐分別處于金字塔的頂部與底部，其間隔有微觀技巧，因此宏觀理論對實踐僅有微弱的宏觀啟示作用，人們認為兩者脫節也是不足為怪的。
目前討論研究的重點似乎是宏觀理論與實踐的關系，但如參照以上金字塔，便可輕而易舉地看出，我們更應注重研究宏觀理論與微觀技巧的關系（因為這兩者距離接近）也應研究整個理論（宏觀理論與微觀技巧的綜合）與實踐的關系。遺憾的是，理論界對這兩種關系研究甚少。
近幾年的宏觀譯論研究熱點往往停留在二項對立的簡單層面，缺少細化分析。以譯例2 為例，若僅用歸化/異化、交際/語義翻譯等宏觀理論，甚至難以解釋一句常見成語的各種翻譯。而二十年前的統編教材《漢英翻譯教程》[16]則介紹了成語的七種譯法，分出了七個層次。當然此書缺陷在于未能從歷史、文化、源語社會、目的語社會等宏觀立場來審視習語翻譯技巧的運用條件和效果。如果我們能將西方譯論與中國微觀技巧有機地結合在一起，便有望突破二項對立，建立一個連續體。假設以歸化為0，異化為1，其間便可容納多種其他折中處理辦法。此外，也可考慮建立一個結構比較復雜的樹形圖，用以包容各種翻譯技巧。這種宏觀微觀相結合的研究方法既有利于依托傳統翻譯技巧來進行細化研究，又有利于依托宏觀譯論來解釋某種微觀技巧的啟動機制。
為了弄清宏觀、微觀理論的啟動與運用機理，有必要引進科學的研究方法，進行大規模的調查與實驗，取得量化的成果，以便將翻譯理論建設成“一個可證實、可證偽的體系”[17]。以譯例3 為例，我們相信該異化專家不可能不知道It is only too … t o …是一種肯定句型，但在譯文分析時為什么會按否定句型去理解呢？現筆者做出三種認知假設：①主語it 與only too 相距太遠，干擾了他的認知思維；②palpably 這個單詞較難，干擾了解碼的心理過程；③only too 與to 之間相隔7 個單詞，干擾了解碼。據此，我們可設計三句相應的句子：
①it would be only too …（也即縮短it 與only too之間的距離）；②it would be an excellent match; and only too desirable…（刪去難字palpably）；③it would be an excellent match; and only too palpably desirable for her to …（縮短too…to 之間距離）。
此外再添上最簡化的第④句：it is only too good for her to have it。然后我們可將原文及以上四句在英語學習者中進行大規模測試，采集數據，進行統計處理，調查差異的顯著性，從而發現有價值的客觀規律。估計①、②、③的難度系數介于原文與第④句之間，而進一步對比①、②、③的難度系數則有利于揭示究竟是難字還是距離更可能干擾我們的認知心理過程，更容易影響翻譯的準確度。這種腳踏實地的研究方法可能比當前的關聯翻譯理論更能排除主觀臆測，可望為豐富翻譯理論、改進翻譯練習題的選擇與翻譯教學提供有益的反饋。統計學已經滲透進入不少文科領域，包括教學法、語言學、文學，如能進一步擴展到翻譯學，可望結出累累碩果。
來源: 譯友-翻譯人才網